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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业文化》2007年第11期摘录:刘崧在英国每个月的生活费大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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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摘录:

刘崧在英国每个月的生活费大约是1200英镑,约合人民币1.8万元,而在他晋级本届斯诺克大奖赛八强后,那11000英镑奖金不仅解决了他整个赛季的费用,还缓解了家人的经济压力。今年的刘崧可以安心参加后面的比赛了,只要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他就能获取更多奖金和商业赞助,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起来。民间运动员的生存之道是用成绩换取奖金和商业赞助。少年成名的丁俊晖、中年出道的张连伟、大器晚成的刘崧以及中国女网选手李丽、彭帅等一批优秀运动员,都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很简单,职业运动员的饭碗就是比赛,只有参加更多的比赛,才会有可能创出更好成绩,进而获取更多的收入。在这条路上,丁俊晖、张连伟似乎比刘崧幸运,他们刚一迈入职业生涯就出了成绩,较快改变了经济状况。而刘崧却显得更加曲折。不过更幸运的应该是李丽、彭帅等中国女网美眉。由于网球成为奥运项目,这几位职业选手被国家队收编,成为为数不多的享受体制待遇的民间运动员。能够成为幸运儿的毕竟是少数人,在中国体育市场化程度以及体育经济的市场机制尚需提升的现实环境里,更多的民间运动员还处于边缘状态,平日里他们省吃俭用,参加比赛要靠自己筹集经费。只有在某些大赛来临之际,他们才会作为中国队队员参赛。而他们无法享受专业运动员的待遇,其中一些运动员连起码的生活都难有保障。今年25岁的杨穗玲是中国第一个保龄球世界冠军。18岁那年,中专毕业的杨穗玲到佛山一家保龄球馆找到一份服务员工作。在此之前她从未接触过这项运动,却在工作之余玩球的时候表现出过人的天赋。而那家球馆的老板恰好是佛山市保龄球队的教练,他慧眼识才,很快将杨穗玲培养成为保龄球高手,而杨穗玲也凭借高超的球技先后进入广东青年队、国家青年队和国家队,并且在世锦赛上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保龄球项目的世界冠军。为备战多哈亚运会,杨穗玲被召入国家集训队,可就在出征亚运会之前,杨穗玲工作的那家球馆倒闭了。国家队中跟她一起在这家球馆工作的教练和运动员都纷纷赶回去处理今后的生计问题,杨穗玲却毅业政策的角度说,即便是个体户,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单打独斗。作为共和国的公民,民间运动员也和各行各业的个体户一样,生存问题也是民生问题。视点3:举国体制与民问运动员并不矛盾,国家体育事业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需要,而体育产业又是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对于未来的体育市场,民问运动员正在发挥着启动作用。然选择了留下为国效力。亚运会之后,国家集训队解散,失业的杨穗玲首先面对的就是为今后的生活寻找出路。作为个体户球员,她在经济上非常窘迫。虽然代表中国历史性地夺取了世界冠军,也在亚运会上做出了贡献,但奖金一直没有着落。杨穗玲说,她只想有一个稳定收入的工作,然后可以有充足的时间练球和参加比赛。人才难得,有关部门已经为困境中的杨穗玲伸出援助之手,她的生活和训练问题也会越来越好。然而,那些为中国体育事业奋发努力却尚未取得较好成绩的民间职业选手,特别是那些还没有迈进职业行列的个体运动员,仍然缺少必要的保护条件。不能指望有关部门大包大揽地解决民间运动员所遇到的困难,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健全国家体育事业的法规政策,改革和完善体育产业的运行机制,以使退役后的专业运动员和民间运动员得到基本生活保证。从国家产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中国健儿以赛场上的优异表现,扬国威、振民心,向世人展现出新中国的风采,一跃成为世界第二金牌大国,这足以说明,举国体制是现阶段发展竞技体育的一种历史性的正确选择。举国体制是由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优先发展高水平竞技体育,以争夺奥运金牌为最大目标。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都是自费投入训练和比赛的。尤其是参加奥运项目的非职业选手,一般是用自己的工作报酬来换取个人运动花费,然后再以达标的运动成绩取得参加奥运会比赛的资格。显而易见,在举国体制下,用来培养运动员的这些经费全部是纳税人的钱。运动员个人的胜利实际上是整个民族在支撑。为了对纳税人负责,举国体制必然是向奥运项目倾斜的政策,也就难免使非奥运项目受到冷落。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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