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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摘录:

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目前也面临东亚一些秉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所面临的『司样问题：外汇存底大量增加，本国货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如果不能主动推进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就难免像日本、韩国和台湾那样.陷人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总之，要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i】来的口号。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1996—2【)00)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过实现增比方式根本转变的要求。10年以后，到了加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叉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十一五”第一年的执行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专著：“巾国增长模式抉择*。我在研究中发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实现这种转变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t(4)士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遗产，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商务周刊》：推进市场化的琏革、悲认为关键又在在改革决策的过程中.不应当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述.然后通过谈判和协商找到某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何处呢?吴敬琏：我认为，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这是因为，前面讲到的改革任务，不论是消除旧体制的遗产，还是建立法冶的市场经济，都离不开政府自身的改革。目前各级政府管了许多自己不该管、叉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因此，退出不该管的领域和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就成为当务之急。我赞成有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政府应当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现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是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能够低成本地提供公共产品。往深处说，政府改革涉及到我国的政治改革。它的目标，就是在建设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型的政府。去年10月，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写了一篇标题为《“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否能够持续，社会转型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自由、理性等现代核心价值观和具有较大包容性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否建立。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刚应当借鉴中国经济改革中增量渐进的方式，力求避免大的动荡.实现软着陆。我赞成他的看法。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宪政，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实际进行中，它们又可以是有先有后的，不同时期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我认为在当前，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澍立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立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大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好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而不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涉及到这个共同体中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在改革决策的过程中，不应当采取“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应当让备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述.然后通过谈判和协商找到某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t‘MARCH5.2008商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