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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摘录:

COVERSTORY通货膨胀最大的害处之一，在于改变分配，使底层百姓受到伤害。但给每个国民发放1000元的计划，将舒缓这种道义压力。而且可以形成制度，根据CPI值，定期发放补助。实际上，在邢普的提案前后，通胀压力已经使得普通人和专业人士关于补贴、减税和退税的提议越来越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王一江认为，个人所得税实行退税合情合理合法，技术简便可行，好处也很明显：至少，可以避免“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中等收入者”因为通胀而人数缩水。政府收上来的税款又退还给纳税人，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发生过，让很多人担心退税的连锁效应。王一江说，不用杞人忧天，“美国退税的项目无穷多，政府仍然运作良好，没有破产”。财政专家把减免税收当作政府在通胀时期的责任。由于政府掌握了发行货币的权力，一旦货币因为发行过多而贬值，引起通货膨胀，“等于是变相提高了税率”，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说，通胀时期理应减税——尤其是减免个人所得税。2007年12月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自2008年3月1日起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调整的主要原因，还是炙热的物价因素。“上调个税起征点，就是减税。”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刘剑文教授说。2005年，个税起征点从执行了25年的800元调整为1600元，媒体上激起了马拉松式的辩论。这次辩论使得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功能和弊端都为人所知，几乎成了一堂纳税人权利的启蒙课。这次起征点意外地从1600元上调到2000元，要求减税的呼声仍然没有因此而停止。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柳传志和宗庆后说，应该把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5000元，以抵消通胀对国民收入的影响。通胀主要影响中低收入家庭的福利，但中国的高收入阶层也开始嫌个税税负太重，提出了减税的要求。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红力和“女首富”张茵这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分别提交提案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过高，高收入人群税负过重，建议修改税制，降低税负，以吸引人才。个人所得税被称作是“劫富济贫”的税种，采取累进税制，也就是说，收入越高，边际税率越高，税负越重。在现行税制下，最高边际税率可以达到45％。与两位人大代表提高起征点的呼声博得掌声不同，“为富人减税”的提案引起了争议。3月8日的大会发言中，即有政协委员提出，应该强化累进，提高边际税率，向富人征更多的税，以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双方针锋相对，分歧严重。“有争议不奇怪”，蒋洪说，“争议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不仅现在有，过去就有。”作为财政和税法方面的专家，蒋洪与刘剑文认为，当务之急不是降低税率，而是建立与CPI联动的税收机制，让起征点根据物价变化，实时做出调整。退税还是限价问越拖越长，这一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开始让人感到担忧。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认为，限价可能导致未来的物价上涨更多。因为限价政策会导致供应不足，只要需求不变，当供应越来越少，物价上涨的压力就越来越大；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消失，充其量只是往后推迟罢了。以石油为例，由于发改委限制汽油涨价，等于鼓励石油消费，长期看来必然会压制供应，将导致供求关系进一步失衡，最后推动油价上涨。和退税相比，限价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有倾向性的政策。蒋洪认为，下调税率会面对各种压力，工薪阶层及小企业主渴望减税通胀带来了纳税人要求减税和退税的呼声。而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不禁给人一种合理的预期：中国政府有能力(当然也有义务)弥补通胀给国民带来的损失。中央政府的确提高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了控制物价，甚至还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比如说限价。但是，到底哪种手段应该成为政府面对通胀时的优选项，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议。从春节前开始实施的临时限价措施并没有解除，一些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仍然处在中央政府的管制或者密切关注之下。随着限价政策实施时使得所有纳税人受益，但限价却使特定行业的投资者和企业不得不蒙受损失。对王一江和陈志武要求退税和降低税率的坚定立场，有些国内学者并不赞同。刘剑文教授认为，由于已经降低了利息税，并且上调了个税起征点，中国没有必要继续减税。2005年全国人大就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刘剑文曾是公众陈述人之一。他当时提出以1600元作为个税起征点，认为这个数字已经足以满足三口之家一个月的基本生活所需，还有一定的余钱可以留作机动所需。刘剑文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并不高，纳税人之所以普遍感到“税痛”，主要是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强所致。新民周fqMamh24—30.20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