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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民周刊》2008年第12期摘录:当儒家遭遇政tfi新民周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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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摘录:

当儒家遭遇政tfi新民周刊: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和政权是结合得非常紧密的,特别是独尊儒术之后。对此您怎么看?杜维明:如果我们把儒学史分得更细一些来看,儒家传统在先秦、两汉、魏晋、唐、宋、元、明、清都是有分别的。如果你笼统地说它和政权的关系,可能会淹没许多问题。孑L子、孟子和七十二贤,基本上都是民间讲学,是社会力,和现实政权有些互动。他们当时的政治理念,这一套政治理念在现实中无法施行,所以他们看不起当时的君王。孟子不是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孔子和鲁国有了矛盾就走了。他们有一套政治理念,就核心来说,就是政治不是权力的分配,政治是为所有的人创造一个人格发展的环境。在政治上面,他们可以说很不得意。但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个意愿。另外儒家又没有掌握很多的经济资源。可是经过好几百年的努力后,儒学已经成了非常重要的显学,这完全通过教育。汉代开国七十年,推崇的是黄老之说。一直到汉武帝才独尊儒术,虽然是董仲舒提出来的,但真正付诸实施的其实是公孙弘。公孙弘是趋学阿势之辈,《史记》里对他的批评很厉害,因为他整个放弃了儒家基本原则,去投靠现实政权。一般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既是儒家的政治化,也是政治的儒家化,瞿同祖称之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汉代晚期太学发展之后,学生有好杜维明响是否也有所减弱?杜维明:因为佛教的进入,因为魏晋玄学,儒家有一段时间不成为精神世界的主流,但是在政治上有它的影响力。唐代的经学非常重要,虽然唐代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已经很大。唐玄宗亲笔写过《孝经》。宋明理学兴起后从中国影响到东亚。宋明时期皇帝的权力要比汉代增加很多,但宋代大臣和皇帝却可以“坐而论道”,可以平起平坐。你看王安石、司马光的影响力,乃至二程给皇帝讲学,皇帝听得不耐烦,他们还可以批评他。后来有些学者会认为他们有些过分的严厉了。那个时代的大儒,像张载、朱熹,抗议精神非常强,朝廷很少可以笼络他们。几万人,汉代的儒家气派很百ii;矗磊五磊磊大,对政治有很大的导引的作用。汉武帝本身不信儒家,信黄老之说,但儒家的学说到了西汉影响力已经不容忽视。这可以说是儒家和政治的一个互动的开始。新民周刊: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儒家对于当时政治的影儒家在韩国得到发扬,图为韩国祭祀场面目.1c元代,忽必烈是蒙古族中真正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人物。忽必烈建立朝廷之后,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刘英,一个是许恒。忽必烈一招,许恒就做官。人们说他过火了,太热衷于政治了。他说:“不入此道不行。”刘英招三次,他不去,人们就说他太傲慢了,他说:“不入此道不尊。”这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儒家关于尊道和行道的问题。新民周刊:明之后,文字狱盛行,虽然东林党也进行了一些知识分子式的反抗,但结果是悲剧;吕四娘进行了一些民间方式的反抗,但结果是传奇。在明清时期,儒家是否完全被政权所压制?杜维明:明代废除宰相,以六部取而代之,所以早期大学士和后期宦官的权力很大,对知识分子的残害令人发指。但还是出了像王阳明这样的人物。王阳明之后的知识分子影响就更大了,出现了三个观念,一是公,二是私,三是官。日本儒学认为官就是公,私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明代中期以后,对这些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如果朝廷变成一个私欲集团,我们就批评朝廷并非天下公器。明代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非常强,大儒几乎都不是官场的依附。黄宗羲就宣称自古以来所谓的儒学都是受政治利用的,所以后来发展出像东林党这样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所认同的是人民的福祉,是天命是天道,而不是政权,这也非常明显。明朝受到也先所代表的蒙古游牧势力的侵袭。英宗皇帝御驾亲征,结果战败被捕,也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也先要挟说把皇帝放回来也可以,但需要答应苛刻条件,整个朝廷一筹莫展惊慌失措。于谦就和朝廷内部达成协议,再立一个皇帝,即景帝朱启钰,说景帝已经即位,你送不送英宗回来,都没关系。也先最后把英宗放回。这个事件说明了什么问题?以于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认同的,是皇帝的位置,不是这个人。孟子就认为,杀独夫不是杀皇帝。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君要不像君,臣就可以不像臣,可以辞职也可以革命。在这个情况下,已经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如果知识分子只是依附于政权,那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非常“现代性”的处理方式吗?最大的改变是清代。因为清代的这几个君主太杰出了,特别是康熙、雍正和乾隆。满族就一百多万人,想要控制中国,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想要利用儒家资源,作为他们控制中国的手段之一。文字狱是新民嗣刑Marrh24—30,20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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