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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摘录:

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事实不只如此。我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有一个地方官向朝廷建议，他的父亲能不能入文庙。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的父亲在社会上受到尊重，也以孝道闻名，许多人也认为朝廷应该对他做出肯定。结果乾隆得到奏议后大怒，觉得进文庙这么大的事，你一个地方官怎么可以定呢?在治罪之前定了他的罪是死刑，在治罪过程中只讨论他怎么死法：凌迟、剥皮最惨，腰斩比较方便点，最后大概是腰斩。这就可以看到清代的皇帝多么重视儒家资源，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新民周刊：儒家与政治的问题在于，如果儒家和政权结合，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话，它就会出现问题。而如果完全依靠道德约束，面对权力和金钱的诱惑，它的抵制力是否也太薄弱了?杜维明：完全不是简单地依靠道德约束，这是对儒家一种片面的看法。儒家这个独立自主的传统，靠的是“礼”。这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不是靠个人的道德自觉、良性理性，不是这样。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制度，而这一套制度绝对不是我们所谓的礼貌，也不是“吃人”的礼教，而是整个社会的规范。将中国传统的礼和法分别开来，特别是礼和行分别开来，那对于礼在社会上的作用的理解就太片面了。这个礼，用现在英美的术语来说就是习惯法，儒家大半的内容就包含在礼里面。在这个系统中，一般老百姓受到的约束比较少，主要是社会精英，他们受到的影响力太大了，根本不能违背。其中，最不自由的就是皇帝。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不自由。这是荒谬的，甚至是无知。皇帝进入朝廷以后就是一个公众人物，皇帝从来没有隐私权，皇帝不论在何处，都有公共的眼光在盯着他，历史学家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性生活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后宫不是妓院，不能乱来，仍然需要遵循一套规范。也许可以对中国所有的皇帝做人格分析。很多人很小就做了皇帝，结果就出58新民『嗣刊MⅢrh24—30，2008梁漱溟现压抑人格，很多人是平庸之辈，真正的英主不多。大半因为压抑就不愿意上朝，否则他每天四点钟就得起来。中国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礼法体系在控制社会。到了晚清覆亡之后，许多习以为常的社会礼法规范逐渐消亡了。比如回避制度，广州地区考出的进士，绝对不会再把他派回广州。所以要形成一股地方势力非常困难。英国17、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中国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位置，所以他们就学中国文官制度。我想这不是什么荒谬的事情。纳入全球化的儒学新民周刊：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晚清之后的礼崩乐坏是儒法社会逐渐消亡的重要内涵?杜维明：说鸦片战争之后儒家的一些社会价值已经荡然无存了，我也接受。但为什么会}}{现这种现象呢?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每十年都会有很大的变化，社会的折腾更是不得了，整个儒家所标示的价值观和制度性的约束力都已完全丧失。但虽然如此，我们对儒家中称之为“心灵的祭洗”的作用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反儒家最全而的基本上是知识分予，而且是最好的一批知识分予。反而在民间，基础的教育保证了他们和儒家的精神联系其实并没有断。有一点值得注意，从传统中国来看，儒家的价值从一代传到另一代，最重要的角色是不识字的母亲。当代中国有影响的人物，包括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受坶亲的教育多一些，有时候父子之问的关系反而非常紧张。孔子是无父之子，他三岁就丧父，孟母三迁的故事其实突出的就是母教精神。新民周刊：学术界也有很多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上世纪初，留目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兴趣，他们反对传统、反对儒家的热情要远远超过留英美的知识分子，您觉得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杜维明：这也是我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当时日本脱亚入欧的意识非常强，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你看鲁迅的形象，太像夏目漱石，完全是日本知识分予的形象。那个时候，他在日本肯定有很多深刻的感受，那是毫无疑问的。日本的知识界的传统没有断，儒学的研究在17世纪之后，每一代人的谱系都可以列出来，越现代化，日本的特色就越凸显出来。当时日本与中国来往=怍常方便，一逃就逃到日本去了，孙中山的革命与日本也有很密切关系。日本的文化很厚，文脉又没有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很多都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