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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摘录:

过日本的。可是问题在于，今天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人数并不少，在日本大学讲学的人也很多啊，而今天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的影响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什么原因我也搞不清楚。现在好像反而是欧美的一些极端的思想更能影响中国。新民周刊：在新儒家诸家中，梁漱溟的精神确实是让人非常震撼。现在大家也谈得很多了，“文革”前后，梁漱溟、熊十力、陈寅恪、马一浮等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新儒学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所表现出的坚持信仰、不妥协的态度让人非常感动。可是像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是自觉地将自己三四十年代的思想全部推翻了。而冯友兰的晚年的转变也让人困惑，新儒家内部的分别是否也很明显?杜维明：梁漱溟被臭骂以后什么都不讲。到80年代，我去看过他好几次。后来我和汤一介等人一起发起中国文化书院，他是书院导师。那次他的讲话使我非常受感动。他80多岁的老人不愿意坐下，站着，声如洪钟，完全不用稿子，思路非常清晰，讲了一个多小时。刚刚讲到新儒家的这批人，其实很复杂，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些差别。其中张君劢可能研究的人最少。我看过他一次，他后来在美国去世。他所认同的就是所谓的“宪法主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从德国的理想主义出发，就想中国怎么样可以走向宪政。后来人们批评他，觉得他的思想有点要走德国国家社会党的方式。他和梁启超从巴黎和会回来以后就提出人生观的问题。其实他的贡献非常大，非常值得研究。贺麟也是非常奇特。他在解放前写的有关中国儒学能否复兴、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的文章，在现在读来仍然有非常大的感染力。但是我在1980年见到他时，他已经绝口不提儒学的事了，兴趣完全在西方的社会学。熊十力在1968年去世的时候很惨。当时他的记忆已经很不好了，从他的《存斋随笔》中那些重复的地方可以看出来。他还在努力地奋斗，使他的那些理念还能够坚持下来。冯友兰变化大，写出《论孔丘》，认同斗争哲学。我也到他家去看过他几次。《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他又从斗争哲学回到他的和谐观，就是《贞元六书》的理念。他从张载“必和而解”出发最终走向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际上晚年的时候他已经转回儒学。在我看来，他们中间最突出的一个学者其实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冯契教授。他提出智慧说。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中国古代哲学儒家修身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中间的复杂关系做了一些梳理。他的手稿在“文革”时候全部散失，从80年代起重新凭记忆来写，写了几百万字。新民周刊：新儒学在进入港台之后，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试图沟通中西方的传统，但似乎收效甚微。杜维明：这一代儒者，他们做了什么工作?就是试图将西方文化在当时中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核心价值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结合起来。你也可以说儒家经过一个西化的过程，这是他们的努力。当然1949年以后谈儒学的主要在香港和台湾。香港就是新亚书院，台湾就是冯契东海大学。在那时，主要以唐君毅先生所提出的“人文精神之重建”——以儒家为代表的比较宽泛的人文精神——来对中国20世纪发生的问题提出一些框架性的回应。不论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还是钱穆和方东美，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能不能使儒家西化，另一方面则是儒家和现代化之问的关系。儒家能否成为现代化的资源，现代化又对儒家造成了怎么样的转变。而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事，其实就是要将儒家带入世界。比如用英文来研究。不用英文，那就局限在东亚世界，用英文的话就能进入西方世界。我觉得新儒学这个概念其实是不能够成立的。为什么呢?我们不会说现在的基督教是新基督教，佛教是新佛教，为什么会有新儒学这个名词?西方在讨论宋明儒学的时候，用了一个术语是“New(：on—fucianism”，现在说新儒学，就变成“NewNew(：onfucianism”。新民周刊：如果“新儒学”的“新”不能够成立，这将动摇我们所有对话的基石。杜维明：假如有新儒学，就会有后新儒学，新新儒学，每一代的儒家和儒学都会有分别。而我一直希望能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这个概念。虽然这个概念也有争议，但我认为这是完全能够站得住的说法。第一期是儒家从山东曲阜的地方文化发展成中原文化的主流，一直到汉末；第二期从宋明儒学发展到东亚文明的基石，一直到19世纪；第三期是你刚刚讲到的晚清礼崩乐坏之后。我们要思考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前景，到底它还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进一步发展，那绝对不仅是从中国，也要从东亚和全世界来考量，因为全球化的关系，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全球性的，你不懂梵文也可以深入佛教的研究，你不懂希伯来文也可以深入基督教的研究，你不懂阿拉伯文也可以深入伊斯兰教的研究，是不是也可以有一批不懂汉语的学者来研究儒学?是否可能出现不懂古代汉语而成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贡献者?这些非常值得我们考虑。新民周刚M洲·h24—30.200859